日本战败后，苏联对待日本女兵俘虏的方式，让幸存者不敢回想

日本战败那年，一些人选择沉默是因为羞耻，但另一些人选择沉默，是因为恐惧......

有这样一群人，她们不是将军，不是刺刀冲锋的士兵，而是被国家征用的护士、翻译、通信员。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把她们推到了前线，又在崩溃时将她们抛弃。和平到来时，万众欢呼，而她们却连活着都成了奢望。

在战后多年出版的一些回忆录中，部分日本男性战俘的遭遇被零星提及，可关于女战俘的记载，几乎空白。

不是没有女兵被俘，而是没人愿意谈——她们是被故意忽略的一群人。

这些穿过军装的日本女性，在苏联的战俘营中所经历的事，残酷到让人无法相信。

即便数十年过去，她们中幸存者，也从不在公开场合回忆那段时间，不是因为健忘，而是因为害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发表《终战诏书》，正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这场延续八年之久的全面战争，终于划上句号。东京街头一片死寂，曾经高呼“必胜”的民众，终于从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的美梦中醒来。

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以闪电般速度横扫满洲地区，突破了日本在亚洲最后的防线。

短短几周内，关东军总部被迫宣布投降，近60万日军成为战俘，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属罕见。

在这庞大的战俘群体中，有一群特殊的存在：女兵。

根据多份苏联战后档案记载，大约有1万至1.2万名日籍女性，随军在东北地区被俘。

她们年龄普遍在20岁左右，大多从事医疗、情报、翻译、后勤服务等工作，虽未直接参与战斗，但仍然归属于士兵范畴。

苏联方面在处理战俘上，有一套独立标准。

战俘们会被按健康状况分级，身体强壮的分配去重体力劳动营地，而体弱者则视为“无用之人”，被弃置或者直接放弃治疗。

运输途中，是一次严苛的生死筛选。这些日本战俘被塞进封闭的“闷罐车”中，几十人在无采光、无供氧、无取暖的列车车厢里颠簸五至十天。

有的人死于呼吸衰竭，有的因失温昏迷，还有女性在途中分娩。

到了西伯利亚或远东地区后，迎接他们的，是气温零下四五十度的极寒环境。

没有棉衣，没有炉火，居所是用泥土堆成的半地穴，四周铁丝网围绕，一块石板便是床。

食物配给极度有限，每天仅几片黑面包和冻土豆，营地中几乎无药无医，稍有外伤便可能引发败血症，失温者冻伤截肢成为常态。

这些还只是男性战俘的基本状况，对女性战俘而言，除了生理上的痛苦，更多的是精神与人格上的摧残。

因为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不少女性战俘并未进入苏联境内战俘营，而是被就地遗弃。

她们散落在东北的村庄与荒地之间，像幽灵一样流浪，没有补给、没有语言能力，甚至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战俘。

善良的东北人民心生怜悯，即便自身遭受了日本迫害，仍然在战争结束时，收养、帮助了不少这样的女兵。

善良的东北人民收养开拓团遗孤

东北野战军也收拢了一部分溃散女兵，教她们医护技术、教她们读写中国文字，给她们提供了容身之处。

后来，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解放军的帮助下，顺利回到日本。这些人后来提起解放军时，总是感激、庆幸的。

可还有一批溃散女兵散落在各处，既没能遇到愿意帮助她们的人，也没能见到解放军，而是活动在苏军眼皮底下。

苏军士兵对这些“无主之女”的态度，处于两极分化状态。

绝大部分采取“无视”，一小部分好色之徒，会将她们带走长期囚禁，有的则一次性施暴后放任其生死。

据后来的口述档案显示，有一名苏联士兵曾在原始森林中，囚禁九名女战俘长达19年，期间逼迫她们生育七十余名子女。

此事直至20世纪60年代被揭发，才由军事法庭作出惩处，但对那九名女性而言，她们的一生已被彻底改写。

战争并未随着投降而结束，历史上曾有一起案件，被称为“庚根庙事件”，数百名逃难途中被俘的日本妇女与儿童，在黑龙江一带遭遇集体屠杀。

事件因后续无资料记载而逐渐湮灭，但日方私下对这段经历心知肚明，却选择彻底封锁信息。

而那些最终进入苏联境内劳改营的女性，遭遇也并不轻松。

她们没有编号、没有档案，甚至没有姓名，直接以“女俘12人”“护士7人”等字样，归入苏方统计表格，身份完全抹除。

女性战俘被强制参与轻工业、洗衣、清洁、运输、仓储管理等工作，有时也要参加建筑任务。

在没有安全设施的工地上，她们用手搬砖、抬木，很多人不堪重负当场晕厥。

苏军对这些女战俘的情绪是复杂的，在对日本的仇恨、对女性的性压抑、以及对权力的滥用之下，营地中偶尔会传出恶劣事件，却无人问责。

部分战俘在夜间被要求“陪同照料”，之后便再未出现。

回国是所有战俘的共同愿望，但对女性战俘而言，回国的程序更严格、难度更大。

**除非通过苏方的“政治改造”与“劳动审核”，再加上有日本亲属发出证明信函，方可获准遣返，**否则，就只能继续“滞留”在劳改营。

有不少女性在战争结束10年之后，才被允许返回日本。但她们迎来的不是拥抱，而是指责。

社会偏见让她们成为家族里的“污点”，婚姻市场将她们视为“不洁”，有人甚至在归国后被父母逐出家门。

还有些人选择留在苏联，嫁给本地工人，试图开始新的生活。可身份难以变更，语言文化差异，使她们在新的家庭中也极不适应。

但相较于这些，而更大的残酷来自“集体遗忘”。

在日本战后教育体系中，从未提及这些女战俘的存在，历史书中有广岛、长崎，但没有“西伯利亚”、“女俘虏”这类字眼。

苏日之间关于战俘名单的谈判，也长期陷入僵局，苏联坚持已完成所有解密，日方则质疑资料造假或缺失。

至今，这段历史仍被政治博弈所掩盖，无从彻查。

这一切不是因时间久远而被遗忘，而是因为太过沉重而被故意遗忘。

她们中的很多人，如今已无从查证身份，部分幸存者在边远地区孤老终生，也有人在归国之后绝口不提那段经历。

有研究者在采访过程中被拒绝无数次，一位年迈的幸存者最后只说了一句：“我们不是战斗人员，但比战斗人员死得更彻底。”

她们活下来了，却从未真正活回去。

日本在为自己叫屈、不齿于这些被俘女兵时，何曾想过，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局？

如果不是他们主动挑起战争，残忍野蛮地发起侵华战争，又怎么会有后来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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