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至暗时刻，总有一些人挺身而出，用勇气和良知点亮希望的微光，1937年的南京，当日军铁蹄踏破这座千年古都的城门，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拉开序幕。

三十万无辜生命在短短六周内惨遭屠戮，鲜血染红了长江两岸，在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中，一位名叫约翰·拉贝的德国商人，以纳粹党员的身份，成为了南京难民的救世主。

他目睹日军暴行后，冒险向希特勒发电报求救，却换来令人心碎的结局。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仅展现了战争中人性的光辉与政治的冷酷，更见证了中德人民跨越国界的大爱。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惨败告终，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已开始西迁重庆，南京城内人心惶惶。

有钱人纷纷逃离，而无处可去的底层百姓只能听天由命，此时在南京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收到了德国大使馆的紧急撤侨通知。

作为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他完全可以选择安全离开，回到德国或前往其他安全地区，然而这位已经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的德国人，做出了一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决定，留在南京。

拉贝的选择并非一时冲动，他1908年首次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天津和南京工作生活，在中国结婚生子，外孙女也在中国出生。

1931年他被调往南京工作后，在小桃园10号修建了一处兼具住宅和办公功能的德式建筑，这里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重要的难民庇护所。

在南京沦陷前，拉贝做了充分准备，他在自己的住所修建了防空洞，并仿照德国建筑风格加固了房屋结构。他与十几位留守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和商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被推选为主席。

这个由丹麦、德国、美国和英国人士组成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计划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建立一个中立的安全区，为无辜平民提供庇护。

安全区的选址颇具战略眼光，涵盖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等外国机构所在地，以及拉贝自己的住所，总面积约500公顷。

拉贝深知，作为纳粹党员的身份在此时可能成为保护伞，尽管这个身份日后将给他带来无尽麻烦，当时德国与日本是盟友关系，悬挂纳粹旗帜的区域理论上应受到日军尊重，为此拉贝特意在安全区悬挂了巨大的纳粹党旗，希望以此震慑日军。

1937年12月1日，南京安全区正式成立并向中日双方通报，中国政府立即表示支持，而日本方面则态度暧昧，既不明确承认也不直接拒绝。

这种模糊态度埋下了隐患，预示着安全区未来将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日军逼近南京，越来越多惊恐的市民涌入安全区，拉贝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组织难民安置工作。

12月10日南京保卫战进入最后阶段，拉贝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留了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也没有钱财逃走，他们正面临着集体屠杀的危险。”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就此展开，日军进城后，立即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

安全区虽然理论上应受国际法保护，但实际上频频遭到日军侵扰，拉贝作为安全区主席，不得不日夜奔走于各个难民收容所之间，与日军周旋。

最初几天安全区尚能维持基本秩序，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党员身份与日军交涉，多次成功阻止日军士兵进入安全区抓人。

拉贝的小桃园10号住所很快挤满了难民，高峰时期这里庇护了超过600人，他在院子里搭建了简易帐篷，组织难民轮流使用防空洞。

安全区外的惨状令拉贝心如刀绞，日军在南京城内肆意屠杀平民，手段之残忍超出常人想象，拉贝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所见所闻。

德国驻南京外交官罗森在给柏林的电报中描述：“许多日本士兵冲进大使先生的住房，要求把那里的女性交给他们，不断有女性被送到美国教会医院，这些女性的身心受到严重损伤。

拉贝的善举引起了日方的不满，日本政府多次向德国施压，要求召回这位“多管闲事”的商人。

1938年2月，在日方持续施压下，拉贝被迫离开南京返回德国，临行前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自发聚集，向这位救命恩人鞠躬致谢，许多人泣不成声。

回到德国后，拉贝没有选择沉默，他深知自己在南京的见闻必须让世界知道，尤其是要让德国最高层了解其盟友日本的暴行。

1938年6月，拉贝整理出一份长达260页的详细报告，附上大量日军暴行的照片证据，直接寄给了希特勒，在这份后来被称为拉贝电报的报告中，他写道：“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屠杀，亚洲从未见过这样的惨案，我恳请您出面干预，制止这场暴行。”

拉贝天真地相信，只要元首了解真相，就一定会出手干预，毕竟德国与日本虽然是盟友，但如此反人类的暴行理应受到任何文明国家的谴责。

然而他低估了政治现实的冷酷。希特勒不仅没有回应拉贝的呼吁，反而下令盖世太保将其逮捕，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日记都被没收，拉贝被严厉警告不得再公开谈论此事。

当时的国际格局下，德国与日本已结成反共产国际同盟，两国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希特勒不愿因人道主义问题破坏这一战略关系，其次纳粹意识形态本身包含强烈的种族主义成分，在希特勒眼中，亚洲人的生命价值本就值得怀疑。

更讽刺的是，就在拉贝为南京平民奔走呼号的同时，德国本土正酝酿着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一个即将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政权，怎么可能对远东的暴行产生道德反感？

拉贝的遭遇反映了理想主义者在强权政治前的无力，被捕后，他失去了在西门子的工作，生活陷入困境，尽管后来获释，但一直被纳粹当局严密监控。

1943年，他在柏林的住宅遭盟军轰炸被毁，一家人流离失所，二战结束后，拉贝又因曾经的纳粹党员身份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虽然最终证明他并未参与任何战争罪行，但这段经历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和经济状况。

1946年，58岁的拉贝获释时已身无分文，又患上严重糖尿病，一家人生计无着，消息传到中国，南京市民自发募捐了2000美元，国民政府特别批准将这笔钱汇往德国援助拉贝。

此后南京方面还定期寄送食品包裹，帮助拉贝一家度过战后德国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岁月，这种跨越战火与国界的感恩之情，成为拉贝晚年唯一的慰藉。

1950年1月，约翰·拉贝在柏林因中风逝世，享年68岁，他的葬礼简单朴素，墓碑上只刻着一行字：“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这句朴素的墓志铭，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复杂而高尚的一生，既是纳粹党员，又是万人敬仰的活菩萨，既忠于祖国德国，又将大爱献给遥远的中国。

拉贝虽然离世，但他留下的《拉贝日记》成为揭露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之一，这部日记详细记录了1937年9月至1938年2月期间，拉贝在南京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日军进城后的种种暴行。

与许多事后回忆录不同，《拉贝日记》是实时记录的第一手资料，包含大量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细节描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拉贝日记》还包含了大量珍贵照片，拉贝冒着极大风险拍摄了日军暴行的现场照片，并对每张照片做了详细说明，这些影像资料与文字记录相互印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南京拉贝故居纪念馆，或站在柏林拉贝墓前，我们纪念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那种超越国界、种族和政治立场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种精神在当今充满冲突的世界中，显得尤为珍贵，拉贝用他的一生证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人性的光辉也不会完全熄灭，而这正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希望。

参考资料

央视新闻 - 2025-07-26：抗日英雄谱丨约翰·拉贝：对生命有大爱 对和平有追求

京报网 - 2025-07-15：托马斯·拉贝：《拉贝日记》弥补西方二战叙事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