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张震的老领导，曾跟政委吵架被开除党籍，1955年仅为少将

1921年，湘军北伐之际，年轻的吴自立在看到革命队伍英勇前进、整齐划一的情景时，内心深受触动，激起了强烈的报国之情。这一刻他决定投身军旅，加入了湖南陆军第四游击队第五支队，成为一名普通的士兵。

初入军营时，吴自立的参军动机仍然单纯，主要是为了谋生糊口。但随着北伐战争的深入，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生存压力到后来逐渐觉醒，吴自立的心中燃起了为国为民的理想。

在北伐过程中，吴自立每次上阵，总是冲在最前面，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和领导力，从班长逐步升任代理连长。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吴自立经历了两件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对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件事发生在一次战斗中英国军舰向手无寸铁的中国群众开炮，造成了大量无辜伤亡。令吴自立愤怒的是国民党没有帮助民众反抗英国的侵略，反而出于外交压力，驱散并殴打示威群众。这个事件深深触动了他，使他对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质疑，意识到他们与民众的利益相悖。

第二件事是在军中接触到马列主义思想。这次接触彻底改变了吴自立的思想，他开始相信，只有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爆发，吴自立对国民党的失望达到极点，尤其是看到国民党发动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左派人士后，他决定毅然返回家乡平江，暂时躲避政治风波。

1928年末，吴自立加入共产党，开始投身革命。在平江他迅速崭露头角，成为红五军第二纵队的中队长。随即他被任命为特务大队大队长，这个大队聚集了许多未来的革命领袖，包括王平和苏振华。

吴自立与张震、邱创成关系尤为密切，两人在特务大队和后来的部队整编中多次合作。尽管部队多次调整，吴自立始终保持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并与战友们共同并肩作战。

在1932年，吴自立接任了新成立的1师代参谋长一职，起初与张震的关系较为疏远，但随着张震因为被指控为富农而被降职为师部文书，两人的接触逐渐频繁了起来。那时吴自立对自己职位的担任并不完全满足，他的视野总是充满着对革命事业的热情，尤其是对军队建设的坚持和对党纪的认同。

同年7月，他与一场肃反运动的漩涡擦肩而过，军中气氛急剧紧张，保卫干部的错误行为让局面变得更加混乱。在这场风暴中，吴自立无法容忍这种滥权的做法，便与师政委黄春圃（即江华）多次发生争执，力图捍卫正义和秩序。

尽管他坚守立场，却未能改变任何事情，反而被错误地指责为“反政委制度”。这一事件导致吴自立的党籍被开除，职务被降级，转任军团司令部通讯员，吴自立并没有因此失去斗志，他坚信冤屈终会得到澄清。

最终中央注意到肃反运动的过度扩张，及时纠正了这一过激的举措。吴自立通过申诉逐渐恢复了部分职务，但由于他在党内的风头太过强烈，之后再也没能亲自带兵上前线。这个过程让吴自立深刻体会到革命中的风云变幻，然而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哪怕这些观点常常让周围的人感到不适。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自立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副官处处长。作为一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他深知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因此对项英与国民党之间的妥协感到非常不解。

他认为只有坚持自己的立场，才能在风云变幻中保持革命的纯洁和力量。于是他与项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再次被免职。直到周恩来亲自前往新四军传达中央的精神，吴自立才得以解脱。

由于项英在新四军内部掌握着极大的权力，中央意识到吴自立在该环境下工作会受限，决定将他调回延安担任军委后勤经济建设处处长。在延安尽管他担任了重要职务，吴自立的脾气依然未曾改变，几度因直言过于激烈与他人发生冲突。

1941年，红军总政治部颁发纪念章时，25岁的组织部长胡耀邦拟定的名单引起了吴自立的强烈反应。吴自立愤怒拍桌：“红军的，伙夫、马夫也要发；不是红军的，官再大也不能给！”他指着胡耀邦厉声斥责：“要这么乱发，我就把纪念章挂狗尾巴上去找毛主席评理！”并放言：“我革命时，你还穿开裆裤呢！”

在新四军，吴自立也因不满项英对国民党妥协多次顶撞领导，最终被撤职关押。直到周恩来亲自干预，他才被释放。老战友劝他说：“你这脾气，官越当越小。”确实，早在当团长时，吴自立手下的宣传队长是张震，司号员邱创成，特务大队里还有未来的上将苏振华和王平。吴自立的直率和坚持虽让他屡遭挫折，但也使他在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真诚与原则。

1945年，吴自立正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时，听说中共七大即将召开，他满怀期待地给毛主席写信，表达了想要旁听大会的愿望。没过多久，毛主席便亲自回信：“自立老弟，关于你想旁听七大的事情，我已经交给组织委员会处理了。” 吴自立心想，既然主席亲自关注，事情应该不难解决。

几天后，他每天跑到组织部，终于得到了答复：“七大没有留听众席。” 这一结果让吴自立十分不满，他再次给毛主席写信，请求查清自己的历史背景，也直言不解：“为什么有些干部能带着家属参加会议，而我连旁听的机会都没有？” 他写得气愤又幽默，似乎在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毛主席第二次回信，语气和蔼：“自立兄弟，你的革命热情谁都能看出来。至于参加七大，就像是谈论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别为这事纠结，放轻松点！” 通过这封信，吴自立终于意识到，这些事儿虽小，却不值得纠结。最终彭德怀的一番话让他彻底放下了这件事，他开始更加专注于实际的工作。

在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吴自立依然在幕后默默为国家贡献。他一直忙碌在各项工作中，直到1955年，他才被授予少将军衔。虽然这个升迁看似较慢，但吴自立并不在意这些。

他常常说，相比那些为革命献身的战友们，他觉得自己是个走运的人，能够活着见到新中国的诞生，已经是幸运的事了。他心中永远把革命事业置于首位，从不为个人的荣誉和职务而纠结。

1959年，彭德怀遭遇政治打击，许多老部下保持沉默，但吴自立选择直面历史，开始收集革命资料，并参与创作电影《怒潮》的剧本。虽然这部电影以秋收起义为背景，实际上它讲述的是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影片大部分镜头都在平江拍摄，主角们也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吴自立作为主要编剧，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讲述平江起义十分敏感，吴自立巧妙借用秋收起义的名义，为彭德怀平反，并通过这部影片传递他的事迹。在平江县委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时，吴自立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记录彭德怀的贡献，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1964年，吴自立因“为彭翻案”遭到批评，职务被撤销，在大运动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隔离审查，家属也被牵连，他坚决承认创作《怒潮》的初衷是为彭德怀正名，但否认参与任何“反党翻案小集团”。

1973年，他被诊断出癌症，但却未能及时得到救治，面对困境，吴自立的儿子吴东征四处寻求帮助，联系了许多曾经的革命故交，但几乎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最终，吴东征不得不向胡耀邦求助。

尽管吴自立与胡耀邦并没有深厚的私人关系，胡耀邦依然决定帮助他，将相关信件送到中央。正是通过胡耀邦的努力，吴自立才被解除监禁，得以前往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进行治疗。

1975年10月11日，经历车祸重创的吴自立在长沙去世。四年后，中央军委为他平反，追认他的革命功绩，并将他的骨灰迁葬到广州革命公墓。

在悼念仪式上，徐向前、王震等革命元老亲自敬献花圈，表达了对这位坚定革命者的敬意。而平江县，作为吴自立的家乡，也因他在革命中的贡献，培养了52位开国将军，成为全国知名的“将军县”。

吴自立的自传中写道：“只要革命胜利，个人的生死无关紧要。”这句话凝聚了他一生的革命信念。曾流传的“少将牌挂狗尾巴”的故事，背后是吴自立在延安时期为普通战士争取纪念章的坚韧与义气。这个传闻并非他心中渴望的荣誉，而是他心底对革命同志的无私情感。

然而历史最终为吴自立澄清了这一点，那块红军纪念章，虽然他当年为了一个普通战士的权益而争取，却比任何的军衔和将星更加璀璨。它象征了吴自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无私，而这一份忠诚，远远超越了个人的荣誉与地位，成为他革命生涯最闪耀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