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遵义上投出关键一票，临终前留下一句话：毛主席北上没叫上我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位同志的名字很少被提起，他的事迹也逐渐被遗忘。然而他曾和毛主席、周总理、彭老总等赫赫有名的战友并肩作战。

他是红军时期重要的政治工作者，也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尽管如此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远离政坛，离开了被誉为“共产党心脏”的中央党校，从公众视野中悄然消失。这个拥有传奇经历的人，就是李卓然同志。

1922年李卓然在法国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相比起许多后来成为元帅的领导人，李卓然的入党时间可以说是相当早的，显示了他在革命事业中的先锋精神。

1929年，李卓然返回中国后，迅速进入了上海的临时中央军委工作。在这里，他不仅主持翻译苏联红军的作战条令和相关指令，而且还承担了协助规划和统筹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重任。这一时期，他展现出极高的军事素养和卓越的组织能力。

第二年，李卓然奉命前往中央苏区，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以及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在这些岗位上，他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还与毛主席保持着极为紧密的工作关系。

1931年李卓然被任命为赣县县委书记。此时李卓然有扎实的文化基础，还有着深厚的政治觉悟与军事才能。在他任职的这一年，赣县的老百姓对他高度评价，并深感不舍。在李卓然调任红一方面军担任政治部主任时，当地的百姓竟然为他送行，放鞭炮送出了几十里，可见他在民众中的威信与深厚感情。

李卓然在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参与了四次，亲身经历了重重的战斗洗礼。在这些战争中，他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还凭借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出色的政工能力，深得中央领导的认可。

李卓然的角色，在红军队伍中，犹如一个“全能战士”，他会打仗，还懂管理，甚至是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可以说李卓然在红军队伍中的多重能力，使他成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才。

长征中周总理特意安排他与红5军团政委朱瑞调换职位。红5军团的任务艰巨，负责后卫，始终面临敌军的追击，红5军团中有很多江西本地人，部分士兵不愿离乡，导致离队现象频繁。李卓然与陈云深入基层，耐心沟通，解决了这一问题，稳定了军心。

然而红5军团依旧面临重重考验，尤其在湘江之战中，李卓然面临着选择：继续坚持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撤退则可保全部分战力。最终他果断命令全体渡江，尽管这样红34师还是遭遇了惨重损失。

在此后的行军中，红5军团遭遇了严酷的环境和敌人的层层追击，战士们疲惫不堪，情绪低落。李卓然却始终保持坚定，他鼓励队伍，带领他们突破困难，直至胜利。

李卓然的成功不止是在于他过人的军事才能，更在于他对人心的把握与深刻的政治眼光。他的决策让红5军团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也成就了他在长征历史中的一席之地。

1935年1月中旬，红五军团在贵州桐梓集结，李卓然接到周恩来电报，赶往遵义参加会议。抵达时会议已开始，李卓然直接去毛主席住处汇报。毛主席因感冒发烧，头裹白毛巾，但仍坚持接见并听取情况。得知红五军团的困境后，毛主席指示他在次日会议上发言。

1月16日，李卓然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直言红五军团的困境：“我们五军团担任后卫，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士兵疲惫不堪，常常遭敌袭，怨声四起。”他的发言揭示了红军的艰难处境，引发对中央“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批评，推动了战略调整。

最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为核心的正确军事路线，恢复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修正了错误方针。李卓然的发言为这一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成为转折点。

1936年11月，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终于抵达陕北。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西路军，目的是通过内蒙古或新疆打通通往苏联的战略通道，执行这一极为重要的任务。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辖第30、第9、第5军组成，人数达2.18万人。李卓然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这支部队。

在他的带领下，西路军虽然在多次战斗中展现出巨大的勇气与战斗力，给敌人造成了重创，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惨重。李卓然回忆这段历史时，深感痛惜：“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西路军这支两万人的队伍，剩下的不足千人。很多战友早上还在一起，到了中午就不见了……”

到了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只剩下不到3000人，决定由徐向前和陈昌浩离队回陕北汇报，李卓然和李先念等8人组成工作委员会，继续指挥西路军。

在李卓然的领导下，西路军冲破敌人的包围，最终于1937年4月成功抵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李卓然的坚韧与果敢，赢得了党内外的高度评价，《人民日报》曾称赞他为保存革命骨干作出的重要贡献。

1937年底，李卓然历经辗转回到延安，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并与他共进晚餐。在晚餐后，毛主席对他说道：“西路军一直战斗到最后，你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成功到达新疆，这样的坚持和决心，其他任何军队都无法做到，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

次年李卓然接到调令，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干部教育科科长。毛主席担心李卓然可能对这一变动感到不解，于是特意安排了一次谈话。李卓然在会上详细汇报了西路军的情况，尤其是与马家军的遭遇以及部队面临的困境。

他深入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包括敌人的围攻和内部的意见分歧。毛主席听后安慰他，并表示理解，随后提到：“党内干部储备有限，干部素质亟需提高。现在你回来正好，去负责干部教育工作。”毛主席的话充分表达了对李卓然的信任，并指出了他未来工作的方向。

虽然李卓然被降职，失去了曾经的军事领导职务，但他毫无怨言，接受了这一调整。他认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在自己，无论党如何安排，他都将全力以赴。不久后毛主席专程探望李卓然，鼓励他说：“组织上的处分虽然有些重，但你要理解，这是暂时的。”李卓然从干部教育到宣传工作，逐渐找到了自己真正擅长的领域，并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李卓然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但他在建国后的工作依然充满影响力。1949年4月，李卓然被任命为东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等多个重要职务。在这一阶段，李卓然积极推动教育和教学改革，致力于团结知识分子，为当时的教育体系注入新的活力，他也致力于建立一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这些举措为东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卓然还特别注重文化艺术的发展，他团结了众多文艺工作者，积极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与热情，使得当时的东北文化艺术焕发了生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文化氛围空前活跃，李卓然的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

1954年，李卓然因健康原因被调往北京工作，不久后他就因长期积劳成疾而患病，医生的诊断让人震惊，李卓然的病情严重，甚至被告知可能活不过五年。面对病魔的侵袭，李卓然不得不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辞去了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的职务。

虽然中央领导曾多次劝说他继续留任，但李卓然的身体状况使得他不得不作出让步。经过多次讨论，1955年4月，中央正式批准李卓然辞去马列学院院长职务，继续担任中宣部副部长。

1955年，中央在实行新工资制度时，原本为李卓然定下了行政4级的工资等级，相当于副总理的待遇。这是对李卓然长期贡献的肯定，然而在征求李卓然意见时，他却谦虚地表示，4级对他来说太高了。

他认为自己只是为党和人民做了份内的事，并不需要那么高的待遇。虽然按照李卓然的贡献，4级的评定是实至名归，但他的坚持让中央最终同意将他的工资等级下调，最后他被评定为行政5级。

直到1965年，李卓然陪同周恩来参观空政艺术团的演出，才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那时周围的群众纷纷好奇，周总理身旁的这位年长者是谁，李卓然也因此重新回到了人们的关注之中。

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在北京病逝，直到他去世后，外界才真正了解这位曾为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红军老将。李卓然的事迹才逐渐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铭记这位为国家、为人民付出了自己一生的革命者。

在李卓然的追悼会上，他的老友、同为革命战士的孙毅将军，题写了“淡泊名利、襟怀坦白”这八个字，这也成了对李卓然一生的真实写照。李卓然的生活简朴，始终保持着对权力和名利的超然态度，这几句话正是他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他的品格和精神。

中央在回顾李卓然的历史贡献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经过长期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他在红军时期立下赫赫战功，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中，也一直致力于为党和人民服务。中央更指出李卓然是党内最为杰出的政治工作者之一，他的奉献与忠诚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