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一位国军少将在逃往台湾的途中被解放军俘虏。

这本是当时的常态，可却因为他说出的一句暗语，中央军委发出急电，命令“速送北平”。

这个国军少将到底是谁？他说了什么暗语？中央军委又为何发出急电？

少将被俘

1949年4月，解放军三野部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渡江战役做最后准备。

前线烽火连天，后方人心惶惶，溃败的国军如惊弓之鸟，一波接一波地向南逃窜。

就在这动荡的时刻，浙江宜兴附近的小镇上，三野八兵团88师的一支侦察部队与一股逃兵相遇了。

对方衣着杂乱，军容不整，士兵中甚至有几人连枪都没有，显然是匆忙组织起来的部队。

打头的一人穿着国军将领制服，胸前挂着代表少将军衔的勋章。

他是李长亨，第45军312师副师长，此刻正率领部队仓皇南撤，目的地是台湾。

两军相遇，交火难免，解放军火力充足，训练有素。

而李长亨手下大多是临时征召的新兵，慌乱之中连队形都拉不齐。

战斗几乎是一边倒，很快，李长亨所部全军覆没，无一人逃脱。

作为最高指挥官，他自然成了重点审讯对象，被押解进了战俘营。

被俘的李长亨神情镇定，但在战俘营里，一个熟悉的背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三野88师补充训练团的团长钱申夫，也是他在延安时的老同学。

李长亨急忙喊道：“钱申夫！我是李唯平啊！你还记得我吗？延安抗大，咱们一个宿舍的！”

钱申夫回头一看，愣住了，眼前这个人，满脸胡渣，穿着国军制服，竟然是自己十年前在延安并肩求学的同窗好友。

他几步上前，打量着李长亨，半信半疑地问：“你不是说调去华北前线了吗？怎么成了国民党的副师长？”

面对质问，李长亨只是摇头，叹了口气：

“此事一言难尽，我不能细说，也不能让你替我担保，你只需将一句话报告给党中央，他们自然会明白。”

钱申夫略显迟疑：“什么话？”

李长亨望着他，一字一顿地说：“请你代我向中央询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

钱申夫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按李长亨的要求，通过军区系统将信息上传。

当“黎强”这个名字出现在电报中，三野前委的神经瞬间紧绷。

他们知道，“黎强”是董必武亲自命名的党内秘密特工的代号，代表着极高等级的地下身份。

这一信息很快被层层上报，最后惊动了中央军委。

两日后，一封加急电报抵达三野前委：速送李长亨同志赴北平。

消息传来，整个战俘营一片哗然，那个被俘的国军少将，竟是党的高级特工。

一身三名

**李长亨原名李碧光，**早年投身革命，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勤奋且极有组织观念。

在延安，李碧光和不少后来成为党政骨干的同志同窗共学。

他为人低调、处事干练，从不张扬也不怯场。

在密集的政治培训和实战演练中，逐渐展露出一名优秀特工所需的坚忍与冷静。

“这小子能干。”这是董必武对他的第一印象。

随后，南方局的一项秘密决议，将李碧光列为极少数“可投入敌后深入发展的核心特工”名单之一。

在一次极其保密的送别会上，董必武亲自为他改名：“今后，你就是‘黎强’，取‘能力强，意志强’之意。”

一句简单的命名，不仅赋予了他新的身份，也赋予了新的使命。

他在接到南方局的密令后，被安排“借道”华中，先伪装成普通教职人员，在重庆、贵阳、昆明等地从事“教育研究”工作。

表面上，他是一个从中央大学毕业、专注研究中小学德育建设的专家。

实则他在背后不断建立和巩固地方情报网络，为中共中央南方系统源源不断输送核心情报。

1943年，中统局开始大量吸纳地方“文化精英”，企图以“以文反共”为掩护渗透地方学校与社会组织。

黎强被上级临时召回昆明，与南方局核心成员再次密会，确认潜入中统的计划将正式启动。

他以“李长亨”之名，进入中统西南分局，从最基层的文书干起，一步步踏进权力的腹地。

中统局内风声鹤唳，动辄失踪或被清算的人不在少数。

李长亨甚至自学了成都话，只为在通话监控中避免口音暴露。

十年间，他不只是潜伏者，更是中共中央在西南情报战线上的“活数据仓库”。

他用专属的编排暗号，隐藏在情报摘要的第一个字母里，藏进文书间的标点符号里。

他从不留下笔迹，却在每份档案交出前悄然做记号，只为日后能被我方识别。

救人于无形

1946年冬，一场抢米事件让中统大为恐慌。

事件起因是因粮配给不均而引发的民众抗议，背后其实是地方地下党有组织的抗议行动。

行动意在转移国民党情报部门的注意，为一批即将转移的组织成员争取时间。

一时间，整个成都城区大规模搜捕展开，中统机关昼夜不眠，开始逐户排查“可疑分子”。

就在这场风暴愈演愈烈之际，李长亨却悄然向组织发出了警示。

他利用职权，主动申请整理“涉案嫌疑名单”，并在整理过程中故意引入“提公因数”的排查法则。

他把所有被举报对象按家庭职业、通联关系、粮票额度等标准分门别类。

然后按照这些标准，设计出一套“逻辑交叉判定模型”，将重点锁定在“中下层无稳定工作的青壮年男性”上。

这个方法看似科学，其实正是他为组织开辟的一条退路。

地下党员大多以“教师”“商贩”“学生”身份掩护，恰恰不落入他人为设定的排查模型中。

中统上层被这套分析迷了眼，信以为真，将搜索力量投向方向错误的区域，给我党地下组织赢得了宝贵的两天时间。

不仅如此，李长亨还秘密更改了几位关键同志的家庭登记信息，使得他们在中统系统中“查无此人”。

那几夜，他连轴转了三天三夜，喝光了整整一壶浓茶，直到警报解除，才松了一口气。

1948年夏，重庆情报站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怀疑内部有大批红色间谍潜伏其中，命令西南各地严查“特情内通名单”。

成都作为后方补给站，被要求上报所有接触过敌方军情人员的名单。

李长亨的直属上司，代号“黄鹰”，提到有一份新整理的“情报敏感人群名册”将于两日内送抵南京军统总部。

这份名单中，有将近20名共产党地下成员的真实身份，一旦送出，后果不堪设想。

那一夜，李长亨约“黄鹰”赴酒馆小酌，说是为其母寿宴筹备事宜“求一份面子名单”。

席间，他假意迎合，三杯下肚，又话锋一转：“这等大名单你也能掌眼处理，兄弟我心服口服，不知可否瞧一眼，沾点‘长见识’？”

“黄鹰”早被灌得脸红脖子粗，加之彼时对李长亨毫无戒心，真从怀中掏出文件袋。

酒馆灯光昏黄，李长亨端起酒盅，目光却牢牢记住了那张纸上的每一个名字与编号。

他装作醉酒，不动声色地将封皮编号写在自己随身手帕一角，随后借故离席。

走出酒馆，他即刻联络地下交通员，将暗号通过香烟盒传出。

第二天早上，我党成都小组成功转移了被列名单人员，甚至提前销毁了部分暴露通讯点。

十年间，李长亨没有开过一枪，却一次次将重要情报传递给组织，挽救了不少同志的生命。

重返组织

1949年春，南京即将解放，蒋介石紧急下令各军南撤，企图以台湾为最后堡垒，苟延残喘。

成都作为西南最后的战略重地，被指定为重要的后撤集结点。

此时，身为国军第45军312师副师长的李长亨，也在南撤名单之列。

在撤退前夕，李长亨下达命令：停止一切进攻演练，全军主修“山地防御工事”。

中统内部虽然心生疑虑，但面对即将全线崩塌的局势，无人追究。

他以“便于转进与自保”为由，几乎瓦解了整个师的作战能力。

原本应是配合其他部队进行“火力掩护”的312师，最终成了全军中战斗力最弱的一环。

数日后，三野大军突破江防，一路南下直逼西南要道。

312师仓皇突围，李长亨原本也计划前往台湾继续潜伏。

但312师在广西山地遭遇伏击，整编师兵败如山倒，战斗结束后，李长亨被俘，押送至战俘营。

直到遇上钱申夫，他说出那句暗语，证明了自己的身份，组织立刻急电将他送往北平。

列车驶入北平，迎接他的，是几位中共中央南方局旧部，还有白发苍苍的董必武。

“你还活着！”董必武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

他却只是淡淡一笑：“任务完成。”

随即，他被安排至中南海一处安静宅邸，接受了长达三周的密会与身份复核。

那一夜，中央书记处专题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批示：“此人应属党内特种战线骨干，身份属实，予以恢复组织关系。”

他终于可以不再演戏，不再提防，不再日夜背诵虚构的履历，不再惧怕夜里的敲门声。

他回来了，不是作为俘虏，而是以英雄的身份，重返组织。

从此，“黎强”的代号成为隐秘战线的传奇。

他本人则被调入中央组织部特情档案组，参与整理战时潜伏资料，培训新一代隐蔽战线干部。

他是黎强，是李长亨，也是李唯平，更是千万个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