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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底由中国发起的冬季攻势，国民政府一度寄予深切期望。这场攻势的失败，实际上比许多被后世广泛讨论的战役更为重要。它的败绩无论是对重庆政府所谓新战略的信心，或是对抗战的前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冬季攻势的构想

**从中国政府宣布第二期抗战开始到1939年10月为止，国军体制内的308个师中有82个师接受了至少8个月整编与训练。**而依据中方情报，日军方面在1939年底则在中国战场共部署约25个师团、20个独立旅团与500余架飞机。日军虽然号称120万士兵，但作战部队人数仅及一半。

**日军按照惯例将部分师团轮调回国，代之以本土新近训练但是缺乏实战经验的补充兵。而且，1939年春夏时节日军，在江西、山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地，都表现出避免打硬仗倾向。**这类迹象更加深了中国领袖们信念，认为日军总体战斗能力已经严重下降。

而10月初的“湘北大捷”更是给予蒋介石本人极大鼓舞，认为“此役实开转败为胜之机运”。10月底，蒋介石再度亲自赴南岳召见军队长官，指示作战方针，声称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即将来临。11月初，他还采取了一个极不寻常的举措，亲自手书19封长信给相关将领们，各长达数百言，对他们进行激励。蒋介石这些亲身参与都可见他对攻势的高度期许。

此时国际形势也对重庆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1939年1月，美国宣布拒绝承认日本单方面主导的东亚新秩序；英国政府随之声明不接受或承认任何以武力造成的状态。

6-7月间，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第三次一亿五千万美元贷款协定，并且收到了第一批美援租借法案物资。6月底，中国政府收到斯大林来信表示愿意和中国“缔结军事同盟”。蒋介石的解读是斯大林的确具有诚意，但是仍需看中国人自己的奋斗表现如何。

换言之，如果中国军队能够拿出胜利成果，则中苏同盟的可能性必会增加。

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态度也逐渐强硬，宣布美日间贸易协定将于1940年1月失效。面对美国远东政策在9-10月有重大改变的可能性，蒋介石也认为中方应该事先有所准备。当日本关东军在1939年9月初与苏军的武装冲突中打了败仗，而9月又有欧战爆发后，都导致蒋介石颇具自信地预言，国际形势在未来三个月内将剧烈改变远东局势，并将变得对中国益发有利。

1939年11月16日，重庆政府核定冬季攻势方案。19日下达作战命令动员全国部队投入战场，由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承担主攻任务，其余战区承担助攻任务。除此之外，重庆政府还向各战区派遣了直属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机动部队。至于作战任务则十分明确地标示，就是要把南京以西的敌军驱逐到长江下游。

此次攻势的重要性可以从军委会致各战区将领的训令中看出。训令指出，冬季攻势“为我抗战转败为胜唯一关键”，亦是“第二期抗战最后胜利之开始”与“我军歼敌唯一之良机”。12月5日下达正式攻击命令，以12月12日为总攻势开始日期。训令同时强调，“抗战成败在此一举”。

12月18日，军事委员会命令各部队司令官实行运动战，避免像淞沪会战时对敌据点“孟浪硬攻，徒使部下作无谓之牺牲”，而应该代之以切断日军交通，迫诱日军离开据点，趁其在运动期间歼灭之。重庆政府明白指示放弃先前死守据点的战术，转而采取运动形态和主动进攻的新战术。

2、冬季攻势的失败

**就攻击规模而论，根据日军情报统计，从1939年12月12日至1940年1月20日，中国动员了45万兵力，主动出击960次，共交战1340次。**其中，中国军队向驻扎在汉口附近的日本第11军发动了最为猛烈的进攻。但是中方几乎从攻势一开始就遭遇各种困难。

**到了12月底，军令部长徐永昌已经在抱怨，第1、2、3、8战区皆放弃积极进攻。他特别指责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务位务财”，而第二战区阎锡山则“务巧务私”，都无意作战。再加上山西省内部牺盟会分子叛变，更使得阎锡山自顾不暇。**第6和第10两个战区是预备战区，不与敌人接触。换言之，开战不到一个月，冬季攻势除了第5，9战区，及第4战区一小部分尚在积极进攻外，其余皆恢复休兵状态，无所作为。而根据蒋介石所得到的战报，中方官兵死伤可能已经达到十万人。

到了1940年1月底，根据军令部所收到的17次战报估计，冬季攻势在各战区的成绩共计为：俘虏日军295人；马1141匹；步枪2506支；机关枪193挺；炮42门；装甲车汽车390辆。但是根据部长私人记录，战果可能远低于此项数据，而国军耗费的弹药却极为庞大，其含义是中国士兵无的放矢，胡乱开枪，浪费弹药。

更糟糕的是在此期间，面对中国军方如此浩大阵仗的“攻势”，日军并没有增加其在中国的兵力部署，就可以应付裕如。同样令重庆政府沮丧的是，它委托苏联顾问在第三战区亲身视察作战情形后提出的报告，指责该战区师长以上各级长官都没有尽到责任。而徐永昌则认为苏联顾问的评价“所见极中肯”。

在第5战区，国军大量部队集结于豫南、鄂中地区，他们多次突破日军的西线防务，克复了几个重要城镇，并造成敌军重大伤亡。更重要的是，第9战区陈诚指挥下的部队向日军发起了一系列猛烈进攻。进攻范围从赣西一直延伸到鄂南地区，甚至一度深入到武汉周边城镇，截断了敌军部队间的联络补给。

日军报告指出，中国军队士气高涨，尤其是中央军的攻势十分猛烈。报告也承认日军损失惨重，官兵伤亡超过8000人。而国军方面共有51000名官兵战死。但是必须记得的是，即便是在第9战区，日军在开战时的兵力大约只有4个师，而中方则有44个师。中方以如此压倒性优势而依然不能获得决定性战果，可见中国士兵的战斗力和军队协同作战能力何等低落。

然而11月中旬，正当中国军队在筹划冬季攻势的最后阶段，日军也向第4战区桂南地区发动攻击，严重地打乱中方作战计划。

桂南战役对国民政府构成威胁的理由是，假使日军达成预期效果，就可以长驱直入贵州和云南，切断中国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滇越线。

尽管桂南是由桂系子弟兵防守，对于保卫家园本当努力从事，但是让蒋介石大出意外的是，桂系部队根本没有抵抗力，在实际战斗中表现出高度懦弱无能。到了月中，蒋介石在万分情急下只好将剩余的战略机动部队悉数调入广西作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冬季攻势原本设想是由全国各个战区动员本战区兵力向日军分头发动攻击，把主导权握在中方手中，使日军疲于奔命而无法互相支援。但是此时广西却气急败坏地要求全国仅剩的机动部队送去解救广西防务危机，实在充满讽刺。

更有进者，蒋介石采取一个单纯的军事救援行动，而且挽救对象还是桂系地盘，但是依然担忧会触动中央和地方微妙关系的敏感神经，以致在日记中居然写道，“桂中战局应由我作主，白（崇禧）如有误会，待后亦易解释也。”

换言之，即使是桂系家园遭受日军蹂躏亟需中央部队去解救燃眉之急，蒋介石却还需要小心翼翼地用兵避免引起广西领袖们不致产生喧宾夺主的不满，可见他对处理广西关系的委曲求全。直至1940年2月底，桂南方面的战斗才逐渐平息。

然而桂南战役仍然让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不仅当地守军遭受严重打击，而且整个冬季攻势也受到牵制。1940年4月，冬季攻势已难以为继，最终完全停止。作为淞沪战争之后中国军队所发动的最大规模反攻，国军没有收复任何失地，反而损失惨重。

3、何以惨败？

**毫无疑问，冬季攻势失败的第一个主要原因是重庆政府高估了自己训练计划的成效，以为该计划能恢复淞沪战争战败部队的战斗能力。**但事实上一年的时间太过短促，训练内容草率和武器供应不足，根本无法重建一支如同德国顾问们创建的现代化军队。

第二，军队将领们的失职是重要因素。

比如说，1939年12月底，蒋介石就接到苏联总顾问报告，指责中国军队官长缺乏自动力与决心，“且不知不能达成任务为羞耻”。**这番坦诚批判让蒋介石听后，感到“可痛之至”。再比如说，依照预定计划，攻势应该遵守奇袭和截击两个原则。但是有些指挥官急于争功抢报，以致误信可以攻坚，触犯大忌。第九战区指挥官以9个师兵力去攻打一个敌人数千人防守的据点，是一大错。**更可耻的是许多部队长官谎报军情，夸大和捏造胜利成果，导致上级指挥官做出连锁性错误判断和对应措施。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四川军队第20军，居然连续严重谎报两次。

第三，从宏观角度看，尽管整军计划在理论上属于合理，但实施却受制于诸多客观因素。

特别是武器装备与人才短缺，一直是国军作战能力提升道路上最难克服的障碍。

中日开战半年后，国民政府已把战前长年囤储的装备消耗殆尽。在接下来时间里，武器与弹药补充一直是一个棘手问题。虽然有少数兵工厂被抢救到后方，但产量远远无法满足战斗损耗率。外国军械进口更是时断时续，极不可靠。在日本压力下，德国希特勒政府于1938年3月后中断了对中国所有军火输出。

不久之后它又以叛国罪胁迫德国顾问离开中国。美国也由于其中立地位而对华援助十分有限，且经常是以民间方式和管道进行，数量极为有限。

以上原因就让苏联成为唯一能给予中国实质性援助的国家。1937年至1939年间，苏联对华贷款总额达3亿美金，其在华军事顾问也很快增至500名，援华武器装备更是多达6万吨。然而，苏联援助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法给中国军队带来根本性改善。比如说，冬季攻势发动时，国军450万名官兵只有160万支步马枪。和1937年相比，国军部队所有武器装备无论是在数量与质量上，都严重下降。

中国军队难以发动全面攻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后勤工作严重落后。1938年武汉陷落后，铁路线与长江航运交通全部被日军截断。**到1939年底，中国只有1532辆军用汽车，完全不敷应用，因而挑伕队、板车队、骡马队甚至人力肩背成为主要运输工具。**仅仅是士兵粮食不足一项，就对作战构成严重阻碍。冬季攻势展开时，10个战区中有8个战区的存粮达不到预定存额的三分之一。此外，重庆政府也无法解决燃料与弹药补充。中国军队战史显示，在战况紧张之处，后勤补给常常是阻碍部队战斗效率发挥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军队中，缺乏校级和尉级军官的情形相当严重，中国自从满清末年以来，各种形形色色的军校培养出来的有限军官数量，根本无法满足国军急剧膨胀的需求。**1928年后，在南京政府努力下，中国军事教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标准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为培养初级军官的主要场所，学生毕业后分配至中央军。在德国顾问帮助下，这些军官的素质相对较高。**然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从1928年到1937年只培养了10844名正规学员，和15278名短期培训生。但是仅淞沪会战一役，国军就损失了10000名初级军官，且多数服役于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

初级军官随即出现严重断层，而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后的两年内根本无法填补这一人才短缺。失去一整代有较好军事素养的中下级军官，无疑降低了此后训练计划的成效，导致部队在冬季攻势中战斗力无法达到预期。

最后，冬季攻势也和此前的战略计划一样，带有浓重的蒋介石个人印记。他早年的经历使他坚决相信，意志力能克服任何困难。蒋介石在每次激励部属时，都会不厌其烦地叙述他在1920和1930年代如何领导革命军队屡屡以少胜多，打败无数装备更为精良的军阀部队。

他的信念是，赢得胜利的诀窍就是不怕牺牲，坚持最后五分钟和胜过现代武器的革命意志力。根据李宗仁旁证，这个时期重庆政府的战略计划全是以蒋介石个人意志为依归，无人敢与他争辩。正如蒋介石极其自信地宣称“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一样，他也曾认为南京是孙中山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这种傲气和对精神与决心的盲目崇拜，很大程度上导致高层将领们不敢以务实态度去拂逆他的旨意，造成对冬季攻势的严重误判。

4、昆仑关大捷的背后

**冬季攻势失败使抗战进入一段严重困难时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形势都对中国极为不利。国际上，欧战爆发不但未能使美国立刻参战，反而是纳粹德国迅速击垮了西方民主阵营国家，在中国战场自不免产生了震荡。**法国陷落和敦克尔克溃退，更是助长了日本人气焰，他们不断向法国维希政府施压，迫使后者关闭滇越铁路。与此同时日本也封锁了香港，阻扰战略物资运往中国内地，并迫使英国政府关闭滇缅路三个月。

尽管美国政府在8月份宣布对日本禁运汽油和废铁，但是日本方面则派遣军队进驻越南海防。同年9月，日本政府与德、意政府更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蛮横豪霸之气不可一世。

冬季攻势也没能阻止汪精卫伪政权建立。1940年11月，日本承认汪精卫开府南京，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双方签订一系列协议，在防共、驻军、领事权与经济合作等重大事项上达成协议，给世人的观感是汪政权将长期存在下去。

**正当欧洲西方列强面临日益恶化形势之时，苏联却在1941年4月与日本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两国通过该条约把中国对东北与内蒙的主权做成是它们之间的交易。**中国原本期望苏联能持续其对华大规模军援政策，也因为日苏条约签订而化为泡影。等到1941年6月苏联遭德国进攻后，苏联自顾不暇，援华事务更成为有名无实。

**可是日苏条约却保障了日本北方边界的安全，让后者能够更肆无忌惮地推动侵华政策。至于美国方面，尽管罗斯福总统正式启动租借法案，但美国对华物资援助工作原本就混乱无序，中国长期被置于微末地位，对于抗战缺乏实质帮助。**因此，1940年至1941年间，国际形势的诸多变化，加深了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疏离感。中国领袖忧心忡忡，担心战争将比他们预计的时间要延长许多，而胜利将更为遥远。

**从日方角度看，1939-1940年国军的主动进攻也让他们感到吃惊，迫使日军不得不增派驻华军队，从而打乱了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原本预备转移驻华兵力去监视苏联边境的计划。在经过冬季攻势之后，日本的中国派遣军现地指挥官强烈要求在减少驻军前，再开展一场规模更大的攻势。**最终，东京政府同意于1940年秋季先采取进攻行动，然后在1941年初减少驻华部队。其结果是，1940-1941年间，日军先后向湖北、河南、安徽、山西等地发动多次进攻。国军艰苦作战，给敌人带来了不少麻烦，但同时也付出了高昂代价。根据日军史料记载，在几次重大战役中，日军消灭了中国24个师，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国军精锐部队。中国方面也证实国军损失近20万人。

当时国军唯一的闪光点，是第九战区成功挫败了日军占领长沙的企图，但是这场胜利仍然无法掩盖国军整体素质已大幅下降的事实。根据一份重庆政府有关国军作战表现（1938年12月至1940年2月）的评估报告，中国军队最普遍的弱点包括缺乏独立判断能力及独立作战精神、缺乏协同联系、部队掌握无能、忽视参谋与情报工作、不讲求后勤工作、忽视武器装备的维护、和士兵战斗力低下。

在这些战斗中，蒋介石对李宗仁领导的第五战区最为责备，私下写道，“第五战区此次转胜为败，全在战区长官之无胆识乏制断，小胜则骄，小败则怯，敌军未进，而其长官部退却移迁，不知所止”，造成部队失去联系，襄阳、樊城居然无兵防守。

1941年10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也严厉批评了国军将领群，斥责他们骄傲、贪污、无知，疏忽于训练部队，有些战区的将领甚至利用封锁政策暗地里从事与敌贸易。虽然中国继续推行军队整编与训练，但前途并不乐观。事实上，依据日军情报部门1941年估计，中国军队战斗力将在一年内降低20%-30%。

在1942年初，军令部长徐永昌私下做了一个有趣的评判，认为从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事变之间，中国军队作战只有三次真正胜利，它们分别是台儿庄、昆仑关、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其中昆仑关一役直接影响冬季攻势。

在全国各战区发动冬季攻势之际，广西省遭到日军威胁。依照冬季攻势既定的宏观部署，各个战区下辖部队都应该采取攻势，但是广西的本省军队却连家园都无法自保。当然，若是此时桂系“生力军”（第7军，第84军）都在其他战区努力进攻敌军而导致本省防务空虚，则它需要外力支援可谓合情合理。

可惜的是这些“生力军"桂系军队在其他战区（第五战区）的表现也乏善可陈，而日军进攻广西（1939年11月15日）则只用了一支单薄的部队（第五师团），而防守广西的部队则有三个军（31A、36A、46A），另外加上被国内舆论界多年来高度吹捧的地方保安团队（民团）。

**可是桂军和民团两者接战即溃，完全不是日军对手。11月24日日军轻易占领南宁，又在12月4日占领军事要地——昆仑关。**虽然白崇禧在此时期数度要求蒋介石派军支援，但是都遭到拒绝，因为蒋介石早先内心怀疑桂系领袖刻意夸大敌军数量，认为桂系军队对于中央作战命令早就有阳奉阴违，意图保存实力的嫌疑，而此时又在全国进行冬季攻势之际，意图把中央最精锐机动部队拉进广西，去接手本来就应该由桂系军队自行处理的烂摊子。

但是到了12月中旬，蒋介石终于眼见桂系守军果真徒负虚名不堪一击，只好赶紧同意派手中仅剩的王牌军（第五军，全军官兵4-5万人，最精锐装备）驰援桂军解围，并在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此役日军固然伤亡沉重，但是第五军奋不顾身，伤亡更是惨重，可能超过一半（两万人），而第99军更是只剩下三分之一官兵。

虽然中国官方称之为昆仑关大捷，但是蒋介石内心其实极端愤怒，认为广西之战是桂系主将指挥错误，和地方军队作战推诿无能所致。但是他也只能对多位将领做出形式上责罚，在实质上完全不敢去撼动桂系军队的权力结构。

**这些来自中国军方最高层人士的私房话，让我们对于中国官方和坊间流行的抗战军事史不得不加倍小心看待。**它也提醒读者们，在台儿庄和昆仑关两次重要战役中，蒋介石和他的最重要主战派伙伴桂系产生密切交集，两次的作战主力部队都是他的中央军，而作为主要伙伴的桂系军队却缺乏战斗力，这就让这个主战派团结的政治成分高于军事实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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