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两次被开除党籍，多次与周总理争论，周：你给我滚出去

1937年9月，山西太原城笼罩在紧张的战时氛围里。阎锡山作为东道主，设宴款待风尘仆仆赶来的周恩来。席间推杯换盏，气氛看着倒也热络。就在酒酣耳热之际，角落里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显得斯斯文文的中年人，突然阴阳怪气地来了一句：“嘿嘿，共产党嘛，说是抗日，我看是想借机多占点地盘吧？要说真刀真枪打鬼子，那还得靠咱们阎司令的晋绥军！”

这话像根毒刺，瞬间扎破了表面的和气。话音未落，只听得“啪”的一声巨响！周恩来猛地拍案而起，桌上的茶杯都给震得跳了起来：“你这个托派分子！少在这儿放屁！八路军在平型关跟鬼子血拼、流血牺牲的时候，你躲在哪？给我滚出去！”

这一嗓子，中气十足，震得满堂鸦雀无声。那个被骂的人，脸刷地一下变得惨白，灰溜溜地缩了。他，就是当年在西北风头无两、人称“西安学生三杰”的张慕陶。你说这人吧，起点那么高，最后却落得这般境地，他的人生轨迹，简直像一本活生生的“叛徒教科书”，充满了唏嘘和警示。

1902年，张慕陶（原名张金刃）生在陕西旬邑一个读书人家，标准的书香门第。1923年进了西安三中，原本也是个只晓得埋头苦读的文静书生。命运的转折点，是共产党员魏野畴来当了他的教务主任。魏老师在课堂上痛陈国耻，讲列强如何欺凌咱们中国，那慷慨激昂的劲儿，一下子就把18岁的张慕陶给点着了！少年人的热血，一旦被点燃，那真是烈火燎原。

1925年，张慕陶领着西安的学生娃们，干了一件轰动西北的大事——硬是把盘踞西安城的军阀吴新田给赶跑了！你能想象那场景吗？年轻气盛的张慕陶，就站在西安的城墙上，对着底下乌泱泱的学生们演讲，喊得嗓子都哑了。学生们举着“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标语，群情激愤。《陕西青年》杂志每一期都少不了他写的战斗檄文，那叫一个犀利。后来冯玉祥的大军解了西安之围，一看这小伙子，行！有胆识，有号召力，直接任命他为国民联军政治处处长。乖乖，23岁啊，就成了西北军大佬们的座上宾！想想现在23岁的小年轻在干嘛？张慕陶那时已经能和杨虎城、吉鸿昌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把酒言欢，连阎锡山都忍不住想拉拢他。那时的他，是西北革命天空里一颗耀眼的新星，光芒万丈，前途无量。谁又能料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颗星会陨落得如此不堪？

1927年大革命失败，血雨腥风。张慕陶参加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甚至还作为代表去苏联参加了中共六大。按说，见了世面，经历过大风大浪，信念应该更坚定才对？可偏偏，党内的路线之争，像一团乱麻，把他越缠越偏，越绕越远。

1930年，他在武汉执行当时中央的“立三路线”（就是搞城市暴动那一套）。结果呢？被敌人追捕，狼狈到跳窗逃生才捡回一条命。这次死里逃生，让他对那种不顾实际的“左”倾冒险恨之入骨，心里埋下了对中央（特别是后来掌权的王明等人）深深的不满。等到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上台，推行更“左”的一套，张慕陶这暴脾气，直接开骂了，说王明这些“留苏派”根本不懂中国国情，纸上谈兵！后果可想而知，他被开除了党籍。蹲了一年多的大牢，吃了苦头，出来后才流着泪“深刻检讨”，算是恢复了党籍。但这心里的疙瘩，算是结下了。

真正的分水岭在1933年。张慕陶好不容易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里混到了军委常委的位置，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早年积累的人脉，三个月就拉起了好几万人的队伍，想轰轰烈烈干一场抗日。结果呢？莫斯科派来的王明系干部（比如柯庆施），又搞起了“左”倾关门主义那一套，口号喊得震天响，却处处树敌，把友军都推到对立面去了。硬是把冯玉祥逼得心灰意冷，解散了同盟军。这口巨大的黑锅，上级一股脑儿全扣在了张慕陶头上！得，第二次被开除党籍。

这一次，张慕陶彻底疯了，也彻底绝望了。他觉得党抛弃了他，他也抛弃了党。一不做二不休，他跑到山西，自己拉起个山头，成立了所谓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听着就挺山寨的。他自己刻蜡版、印油印小报，四处散发，宣称要搞“真正的革命”，走一条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当时中共的“第三条路”。旁人看笑话，说他是“油印机上的布尔什维克”、“山寨中央”，他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为了生存和发展，他开始毫无底线地周旋于阎锡山、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之间，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倒爷”，在国共两党尖锐对抗的夹缝里，靠贩卖所谓的“不同政见”投机钻营。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各方势力都瞪着眼睛盯着西安。张慕陶作为阎锡山的“顾问”（或者说代表），也火急火燎地赶到了西安。他可不是去劝和的，而是去火上浇油、趁机捞取政治资本的！

他偷偷摸摸找到杨虎城的亲信副官，拍着胸脯鼓动：“杀！必须杀了老蒋！只要杨将军敢动手，我保证阎锡山司令第一个举兵响应支持！” 这还不算完，他还在西安城里到处散布谣言，挑拨离间：“看见没？周恩来来了又怎样？他们共产党就是怕蒋介石，根本不敢杀他！” 这话传到周恩来耳朵里，那还了得？周恩来当面就严厉质问他：“杀一个蒋介石容易！但杀了他之后，中国怎么办？谁来领导抗日？你想让日本人坐收渔人之利，让中国彻底陷入内战深渊吗？” 这质问直指要害，掷地有声。

可鬼迷心窍的张慕陶，居然还冷笑一声，继续拱火：“哼！说一千道一万，你们共产党就是怕他蒋介石！”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周恩来的怒火，也彻底暴露了张慕陶不顾民族大义、只图个人政治投机的丑恶嘴脸。这也为几个月后太原宴席上那场更激烈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山西。1938年太原沦陷，张慕陶失去了阎锡山这个靠山，成了丧家之犬。他带着几十个铁杆追随者，在河北南部（冀南）一带游荡，像没头苍蝇一样，想找新的靠山。他看中了当时在那一带活动的国民党将领高树勋，想依附上去，再图“发展”。可惜啊，他兜售的那套“第三条道路”、“另立中央”的理论，在残酷的战争现实面前，显得无比苍白可笑。连高树勋这种地方实力派都觉得他不靠谱，对他敬而远之。

墙头草的日子不好过。国民党觉得他“通共”（因为他曾是共产党大佬，虽然叛变了），共产党视他为叛徒和托派，日本人那边他又没门路（或者说不敢真投）。他彻底成了孤魂野鬼。1941年1月5日，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以“通共通敌”的罪名（这个罪名本身就充满讽刺），下令将他处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40岁的张慕陶留下了这样一句遗言：“我张慕陶……抗日无罪！千错万错……就是不该信那个鬼‘第三条路’啊！” 这话里，有几分悲愤，几分悔恨？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张慕陶的人生，像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起点耀眼，坠落惨烈。从西北革命的先锋少年，到人人唾弃的托派叛徒，他的悲剧，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迷失。

“路线”不是遮羞布，立场动摇最要命： 党内有分歧、有争论很正常，但张慕陶的问题在于，他把对具体路线、具体领导人的不满，上升为对整个组织的背叛，把个人委屈置于民族大义之上。路线错了可以争论、可以纠正，但立场一旦动摇，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倒向投机，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周恩来的暴怒，拍的不是桌子，是对这种动摇立场、破坏团结、损害抗战大局行为的零容忍！这声怒吼，是给所有革命者的警钟：大是大非面前，含糊不得，骑墙必亡。

“第三条路”的虚幻： 在国共生死对决、民族面临存亡的极端环境下，幻想走一条“超然”的、“不偏不倚”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往往是空中楼阁。它要么沦为一方打击另一方的工具（如阎锡山之利用张），要么因缺乏坚实的根基和明确的方向而迅速瓦解。张慕陶的“山寨中央”和他的油印小报，就是这种虚幻道路最讽刺的注脚。没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坚定的核心力量，靠投机取巧、左右摇摆，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弃儿。

个人与时代洪流： 张慕陶有才华，有能力，早期也有巨大的贡献。但他过于自负，受不得委屈，把个人得失、个人恩怨凌驾于集体和民族之上。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如果不能摆正个人位置，不能将个人命运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反而想逆流而上或者另辟蹊径，最终只能被巨浪拍得粉身碎骨。他的那句遗言，是迟到的悔悟，也道破了投机者的宿命。

张慕陶的故事，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革命征程的崎岖复杂，也时刻警醒着后来者：信仰的坚定、立场的稳固、对民族大义的忠诚，是比任何个人聪明才智都更重要的基石。离开了这个基石，再耀眼的光芒，也终将堕入黑暗。周恩来的那杯震起的茶，是愤怒，更是历史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