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战战胜国，为何我们既没收复外东北、外西北，也没收回外蒙

中国作为二战战胜国，付出了3500万军民伤亡的惨重代价，理应在战后收回被列强侵占的领土。然而，外东北、外西北和外蒙古的归属问题，却成为历史的遗憾。

19世纪中叶，清朝国力衰弱，内忧外患交织，列强趁机蚕食中国领土。外东北的丧失始于1858年的《瑷珲条约》。当时，沙俄利用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困境，迫使黑龙江将军签订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土地。

1860年，《北京条约》进一步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划归沙俄。这片区域包括今天的海参崴，资源丰富，是通往太平洋的战略要地。沙俄迅速移民、建港，将外东北纳入其远东版图。

外西北的割让同样始于19世纪。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签订，清朝失去巴尔喀什湖以南、伊犁河谷等约51万平方公里土地。沙俄在中亚扩张，视这片草原和河谷为战略缓冲区。

1870年代，沙俄趁伊犁危机占领更多土地，直到1881年《伊犁条约》才部分归还，但主权已受损。1895年，英俄私下划分瓦罕走廊，剥夺了中国对这一狭长地带的控制权。这片土地的牧场和水源，成了列强争夺的筹码。

外蒙古的脱离与清朝末年的动荡密切相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中央权威崩溃。沙俄趁机支持蒙古王公宣布“自治”，成立所谓“大蒙古国”。

1915年，《中俄蒙协约》暂时维持外蒙古名义上的中国宗主权，但沙俄的军事和经济渗透从未停止。1921年，苏联红军介入，扶持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外蒙古实质上脱离中国。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在列强的操控下，逐渐疏远中央政府。

清朝的积弱是失地的根源。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沙俄则通过外交讹诈和军事威胁，步步紧逼。北洋政府继承了清朝的烂摊子，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压迫，无力收复失地。外东北的港口已被沙俄经营为远东枢纽，外西北的草原纳入中亚体系，外蒙古则在苏联的羽翼下渐行渐远。这些历史伤痕，为二战后的领土问题埋下伏笔。

1945年，中国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迎来胜利。八年抗战中，中国牵制了日本70%以上的陆军，付出巨大牺牲，跻身联合国创始国之列。然而，胜利的果实并未带来领土的完整。外东北、外西北和外蒙古的归属问题，受到战后国际格局和大国博弈的制约，国民政府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弱势，使收复失地成为空谈。

二战末期，雅尔塔会议成为关键转折点。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密商战后秩序。苏联要求保留沙俄时代侵占的外东北和外西北权益，并将外蒙古的“独立”合法化。作为交换，苏联承诺出兵东北，对日作战。

美英急于结束太平洋战争，同意了苏联的条件。中国作为盟国，却未受邀参会，领土问题被大国私下瓜分。雅尔塔协定将中国置于被动地位，国民政府只能接受既定事实。

外东北的归属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中被明确。沙俄自19世纪起经营这片土地，修铁路、建港口，海参崴已成为苏联远东的军事和经济中心。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迅速击败日本关东军。接收日军装备的同时，苏联巩固了对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以北的控制。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外交交涉提出历史主权依据，但苏联以“战后秩序已定”为由，拒绝讨论。

外西北的情况更为复杂。这片土地在沙俄时代被划入中亚，苏联继承后，进一步将其融入加盟共和国体系。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草原，早已被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军事哨所覆盖。伊犁河谷的战略位置，使苏联不愿松口。

国民政府在战后提出领土主张，但缺乏军事和经济支撑。美英盟国忙于欧洲重建，对中国在西北边疆的诉求漠不关心。国际会议上，国民政府代表提交的历史档案无人理会，领土问题被搁置。

外蒙古的独立则是苏联精心策划的结果。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国民政府迫于苏联压力，同意外蒙古举行“全民公决”。同年10月，投票在苏联的严密监控下进行，99.8%的结果支持独立。

公决的公正性饱受质疑，但国际社会迅速承认蒙古国。国民政府在谈判中试图保留宗主权，却被苏联以军事和外交优势压制。1946年1月，中国正式承认蒙古国独立，外蒙古彻底脱离中国版图。

国民政府的困境是失地难收的主因。1945年的中国，经济崩溃，内战一触即发。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接收沦陷区、重建经济，同时应对国内政治派系的争斗。国库空虚，军队疲惫，根本无力与苏联展开军事或外交对抗。

外东北的铁路和港口、外西北的草原和河谷、外蒙古的游牧区，已被苏联深度整合。任何收复行动都需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可能引发大国冲突。

苏联在二战中的地位不可忽视。作为战胜国，苏联在欧洲战场击败德国，伤亡2700万人，国际影响力空前强大。斯大林以“战后稳定”为名，拒绝讨论领土让步。美英盟国不愿为中国的历史诉求得罪苏联，战后秩序优先于公平正义。中国外交官在国际会议上提交的领土主张，往往被迅速搁置。苏联的否决权和军事存在，让中国的声音无人倾听。

外东北的居民见证了苏联的接管。1945年，哈尔滨的工厂和铁路被苏联红军接管，物资被运往海参崴。乌苏里江沿岸的村庄，苏联士兵巡逻，边境线被铁丝网和哨所固化。国民政府的地方官员试图交涉，却被苏联指挥官以“军事管制”为由拒绝。外东北的战略价值，使苏联寸步不让。

外西北的归属同样无望。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草原，已被苏联的农业和工业项目改造。伊犁河谷的牧民在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劳作，边境哨所的瞭望塔日夜运转。国民政府的外交使团曾在国际场合提出《尼布楚条约》的历史依据，但苏联代表以“时代变迁”为由，轻描淡写地否决。美英盟国对中亚问题兴趣寥寥，中国的诉求无人支持。

外蒙古的独立进程在战后迅速完成。乌兰巴托的政府大楼升起蒙古国旗，苏联顾问逐步撤离，但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蒙古的经济和军事依赖苏联，草原上的牧民生活未因独立而改变。国民政府在1946年承认蒙古国后，试图通过联合国重提问题，但蒙古国的国际地位已获多国承认，中国的努力无果而终。

战后国际格局的固化，使领土问题成为历史遗憾。雅尔塔体系确立了冷战格局，苏联的强势地位让中国难以撼动。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孤立和国内的混乱，限制了其行动空间。外东北的港口、外西北的草原、外蒙古的牧场，在战后秩序中被大国博弈重新定义。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未能拿回属于自己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以独立自主为核心。19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但外东北和外西北已融入苏联体系，收复希望渺茫。北京的外交部整理沙俄侵占的历史档案，试图为未来谈判储备依据。1963年，中国与阿富汗签署边界条约，明确瓦罕走廊归属，部分缓解外西北争议。勘界人员在雪山间立下界碑，标志着边境的稳定。

1991年苏联解体，外西北分属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伊犁河谷的牧场和城市，融入中亚国家的版图。蒙古国作为独立国家，经济和外交逐步多元化。乌兰巴托的街道车流不息，草原上的牧民继续游牧生活。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签署贸易协议，边境贸易市场日益繁荣，历史争议逐渐被经济合作取代。

中国选择通过和平外交维护国家利益。北京的外交官在国际会议上，强调合作共赢，淡化领土争端。中亚国家的代表与中国握手，讨论铁路和能源项目。外东北的乌苏里江、外西北的伊犁河谷、外蒙古的草原，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也承载着和平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