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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是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却在北平最冷的一年被日伪抄了家，不是因为藏书太多，也不是因为身份显赫，只因为他拒绝了三次诱降，硬是守住了那口气节。

刘春霖不是“被动挨打”，他是用沉默打赢了一场骨头的仗。

末代状元的传奇人生

刘春霖的故事从一间私塾开始。

1878年，一个冬天，肃宁县北石宝村，天寒地冻，6岁的刘春霖被送回老家，他的父母在济南和保定府衙为人作仆，养不活这个孩子，小春霖住进了哥嫂家，吃的糙米，穿的旧布。

每天挑灯苦读，在油灯下抄碑帖，写《三字经》时手指冻裂，滴在纸上，第二天照写不误。

这个寒门子弟没有家产，但有笔。

8岁入私塾，十四岁能作骈文，乡试屡中榜眼。到了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特设“恩科”，刘春霖以一手小楷拿下状元，那一年，他三十二岁。

考官本已看中他人，是慈禧看完卷子后直接点了名，不是因为文章内容多出众，而是名字“春霖”。

天降春雨，地盼甘霖，那年直隶大旱，慈禧以此寓意“普降恩泽”，特赐状元，还有一层意味更狠，肃宁，肃静安宁，正合老太后的胃口。

这一年，他成了大清最后的状元。

之后赴日留学，读法政，学西制，他不是空头学究，回国后进了咨政院，讲法讲宪。

他担任北洋师范学校监督，也办过法政学堂，他教书也带学生，但骨子里始终是旧式读书人，讲清白、讲气节、讲“文以载道”。

最关键的，是他从不靠“状元”吃饭，1912年清朝倒了，他没四处托人谋官。1928年北洋落幕，他索性辞职，老屋一锁，搬去北平，隐居西智义胡同，靠卖字为生。

他的“群玉山房”，藏书上万册，明清刻本、碑帖孤本，应有尽有。这些不是装门面，是真人真收藏，有人愿出高价购藏，他一笑谢绝。

“钱买不来眼睛看的书。”这句话，他对儿子说过。

比起大清遗臣、民国议员，他更愿意别人记得他是个写字的先生。

有人来求他书法，他一看是学生，便免费送。他给村里捐过小学，赠匾题“铸才炉”，意思是“这儿能炼出真才”，这不是做派，是他的志气。

辞官隐居，关心国运

**刘春霖其实从未“归隐”，**他躲开的是权力，不是时代，他关注国家，也关心民众。

他写诗、题字、修书房，从未断过对现实的关注，只是这种关注，不靠发言，也不靠演讲，只靠守一身清白，种一点风骨。

1927年后，他定居北平，那时他五十五岁，胡同窄房，一桌一椅一盏灯，每晚写小楷三百字，抄《大学》《中庸》，练笔不为卖字，只为不让手生。

他见过北洋的混乱，也看过民国的动荡，对谁都不抱幻想，却又不愿屈服。他曾在日记中写下八字：“治国无道，吾当自立。”这不是愤世之语，是对自己的警告，他相信，“一个读书人，不怕没饭吃，就怕没脸活。”

这一信念，他一守就是十年。

“不求为官，不攀权贵。”这是他写给自己的对联。

也有人来找他合影，要借“末代状元”的名头搞点噱头，他婉拒，他说：状元已是昨日黄花，今日之我，不过老夫一介而已。这句话后人常当作谦词看，其实那是他的骄傲，真正读书人，不靠身份撑门面。

到了30年代初，日军东侵，北平人心惶惶，他的邻居开始卖字画换粮，他仍照常每日读书临帖。有人问他怕不怕，他答：怕饿不怕兵，饿死不做奴。

这并非豪言，他很早就看透了时代的走向，他不是激进分子，也非抗日先锋，但正因如此，他的沉默，更有重量。

他不是一开始就反日。他是看到“劝降”的人越来越多，“投靠”的人越来越熟时，才意识到，自己的不动，就是对抗。

他可以不动笔，但绝不能动摇，他可以饿饭，但不能丢人。他说：“死生有命，气节在人。”

这一句，他在1935年说出，写在自家的书案抽屉背后，那一年，郑孝胥来劝他出山。

三拒日伪，大义凛然

1935年春，北平西智义胡同，一队人穿长袍马褂，步履急促，手上捧着木匣，里面放着一纸诏书和几样“特产”，带头的是伪满政府的使者，奉命来请刘春霖出山。

诏书是溥仪亲签的，头衔是“教育部长”，东西是真实的，意图也直白：拉拢末代状元，用一个活标本，粉饰政权合法性。

使者在书房外等了两刻钟，才得见面，刘春霖扫了一眼诏书，连手都没伸。他只说了一句：“年老体弱，恐难胜任。”说罢，转身不再言语。

这不是托词，是定局，他不愿进伪满一步，也不想与“康德皇帝”做一丝联系，使者走后，他将那纸诏书焚成灰。

三个月后，郑孝胥亲自登门，这人身份不一般：当年是溥仪登基时的“辅政大臣”，伪满政权的奠基人，书法也写得不差，是刘春霖旧交。

他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贤弟，你我皆出大清，如今大清犹在，只是迁至东北，康德皇帝器重你，盼你共扶社稷，岂可辜负？”

这番话说得很圆，但刘春霖听得刺耳，他坐直了身子，眼神没有一点犹豫。

“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

他不是在抒情，而是在画界限，他把这场劝降，当成背叛祖宗的试探。

“我非满臣，今更不做日奴。”这一句，他说得干脆，郑孝胥脸色一变，知无望，只得离去。

郑孝胥

几日后，又来一人，自称松本一郎，是东亚楼饭庄的日商老板，此人身着西装，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自称是“钦佩状元书法已久”，愿出重金求字。

刘春霖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起身走进书房，再出来时，身后已叫人收起茶具。

“写字可以，认人不行。”他摆明态度，不卖字，不寒暄，一句话，送客。

对方还想多言，他转身入内，将门关上。

这是第三次拒绝——拒钱、拒名、拒字。

这件事传出去后，北京书画圈震动，一位老书家说：“今之文人，嘴硬者众，手硬者罕，刘润琴者，真硬汉也。”

最讽刺的，是第四次上门的老熟人。

王揖唐，刘春霖的同科进士，后来又是日本留学同窗，日军进北平后，王成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三年间，权势熏天，人前鞠躬，背后收钱。

王揖唐带着人进门，一见面就称兄道弟，还带来一方印石、一匹寿纸，说是“想请润琴兄掌笔题匾”。

刘春霖起初还坐得住，直到听见王揖唐说：“仁兄才华胜我十倍，为兄维持政务，当属国士之选。”

他终于动了，不是动心，是动怒。

王揖唐

他起身，端起茶盏，一挥手，滚烫的热水泼了王揖唐一身。

茶水泼下，王站起怒道：“你……你疯了？”

刘春霖一句话，定了这场交锋的基调：“你我恩断义绝，我绝不当日本人走狗。”

这一日，西智义胡同传出茶盏碎响，往后再无人来劝降。

抄家报复，坚守气节

泼茶之后，一切不再平静。

三天后，日伪军人以“抗令不从，拒绝协作”为由，突袭刘春霖府邸，他们带着刺刀，翻墙破门，不讲理也不打招呼。

刘春霖没躲，他站在书房门口，望着那一排枪口，有人上前动手，把他从书桌前拽下来。另一拨人闯进“群玉山房”，将万册藏书装进箱子，字画扯下直接塞入麻袋。

他的珍藏，有明代手抄稿，有清初孤本字帖，连他亲写的《千字文》《四书节抄》小楷，也被当废纸撕了。

“一个不听话的状元，能值几个钱？”一个伪军头子笑着说。

笑声落下那刻，刘春霖闭了眼，不是怕，是气。

他被赶出家门，全家人拎着包裹，在西城胡同站了一夜，没人敢收留他们。后来，是一位学生出面找关系，又送了银元，才让他们勉强搬回一间偏屋。那些被抢走的藏书，几经转手，大半流入私人买家，还有部分后来在拍卖场出现。

他的气节，换来的是家破书毁。

可他没认输，搬回来的第二天，他擦净书案，又写字。

“气可鼓，不可泄。”这句，他写在案头，他儿子说，那日他写了三百多字，脸色铁青，心口起伏不停，那一夜，他心脏病发，险些昏厥。

消息传出，北平各界有人来探望，他一概不见，有人留纸条，他只写回四字：“杜门谢客。”

那段日子，刘春霖每日以《诗经》《礼记》慰藉自己，笔力虽弱，字仍中锋。他写道：“春风不问老病人，书生自有断肠笔。”

直到1942年1月18日，他病重不起，家人送医，数日后卒于北平家中，终年七十岁。临终时，他不曾留任何遗言，只在案头留下一张纸条：

“清白一生，方配青史。”

一口气，守住一段史

小云想说，刘春霖不是烈士，他没有刀枪、没有逃亡，也没喊过口号，但他做的事，胜过千言万语。

他拒绝权势、金钱、友情、旧恩，全凭一口气活着，那是旧式读书人的命脉，一断，便不值一提。

他没有“反抗”，但他始终没跪。

今天的人或许不理解，字值几个钱？拒绝有什么用？不答应就不用被抄家了。问题正出在这儿：如果所有人都只问“值不值”，那这口气，谁来守？

刘春霖的名字，留在历史上不是因为他考了状元，而是因为他做了“难做之事”。他没写过抗日檄文，但他用一生写了句最有力的遗言：“气节，不卖。”

参考资料：

《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传略》

《河北文史资料》

《民国人物传记汇编》《中国近代书法人物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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