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但是，英国、印度、缅甸等国均已在1950年初相继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英、印等国还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除美国外，很多国家都不希望与新中国长期敌对。由于中国还是对日战争进行时间最长、在战争中损失最大、为战胜日本做出过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国家，北京抑或台北，究竟哪一个政权可以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媾和，这个问题使各盟国发生分裂，并让对日媾和问题本身变得更为复杂。

1、谁代表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杜勒斯在6月6日提出的备忘录中，曾经设想邀请北京和台北两个政权都参加媾和预备性会谈，在正式表决中，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每方将各计一票；双方意见统一时，则两方加在一起计为一票。

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由于美国政府对华立场转趋强硬，这一提议失去价值。1950年8月9日，杜勒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承认且只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因此，我们自然将只与该政府就对日和约进行外交谈判。如果其他的一些承认了共产党中国政府的盟国希望和他们就此谈判，那是他们的事”。

这表明美国决心在对日媾和中排除新中国。

排除新中国的问题是美苏在此轮对日媾和问题谈判中最重要的分歧之一。

11月20日，苏联提出答复美国七项原则的正式照会。在照会中，苏联提出了反对美国七项原则的七大要点，反对在对日媾和中排除新中国便是其中之一。苏联质疑美国，中国曾长期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在对日媾和中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如何表达中国的意见。

当然，苏联强调新中国代表权，既因为在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有关于要在对日媾和中保持一致的约束，也包含苏联的自身利益考虑，尤其在中国决定参加抗美援朝之后，因为中国的抗美援朝，就其实质而言，是抗美援朝助苏。

不惟苏联，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英国也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媾和。这一点，杜勒斯6月访问东京与英国驻东京代表盖斯康因会谈时便已了解。

由于考虑到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在中国南方的经济利益以及英国在东亚的政治前途，英国已于1月5日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很清楚，美国一旦决心排除中国大陆对日媾和，其结果必然会是牺牲中日传统贸易联系，使日本的贸易出路转向东南亚。

东南亚属于英镑区，是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发展不仅会影响英国与东南亚传统的贸易关系，而且最终会危及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虽然英国希望推进对日媾和，并认为这是必然之事，但为确保本国利益考虑，英国不能不对美国单方面扶植日本推进对日媾和的做法感到担心，也当然使英国在对日媾和中要附加自己的条件。

在杜勒斯看来，英国考虑的出发点主要是在于担心“在和约后阶段日本商业竞争的冲击”。

此外，印度也极力主张由北京参加，印度驻美大使潘迪特夫人向杜勒斯表示，台湾和澎湖应该归还中国，即“共产党中国”，并反对美国的安全条款，因为“任何重新武装的日本都将激怒苏联和中国”。甚至承认台湾政府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对美国的态度表示疑义，并质疑美国由台湾签署和约如何能对中国大陆生效的问题。

11月，杜勒斯在写给麦克阿瑟的一封信中表示，在一次讨论和约的会议上，各盟国在认为应由国民党或共产党代表参加和会的问题上旗鼓相当，几乎是一半对一半。

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盟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不同态度，除了宣布将与台湾进行和约谈判外，在涉及台湾问题时，美国国务院均相当谨慎，避免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国务卿艾奇逊看来，朝鲜战争爆发虽使军方实现了把台湾纳入美国的防御范围之内的要求，但从对华、对盟国以及将来等各方面情况考虑，他仍然不希望美国因此而表现出支持蒋介石政权的偏向。

杜勒斯对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顾维钧解释道，美国以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非要认可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或要在那里为美国获取特殊利益。美国政府拒绝了蒋介石要求派兵到朝鲜参战的请求，也阻止了麦克阿瑟要求联蒋反共的一系列要求，对8月26日麦克阿瑟在退伍军人野营会上发表的支持台湾的声明，也要求其收回。

总体上，尽管军方与麦克阿瑟强烈主张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但国务院仍尽力想把这两个问题区别对待，以保持政策的灵活度。为了不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受到掣肘，11月15日杜勒斯努力使联合国大会推迟了对整个台湾问题的讨论。

不过，战争已使美国国内反共情绪急剧高涨，国民党政府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动员他们的美国朋友帮忙。由于对日和约的批准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考虑到“中国帮”对议会的影响力，杜勒斯一直小心翼翼地关注国民党在媾和谈判过程中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并在媾和谈判中一直与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保持着密切联系。

2、中国出兵朝鲜的影响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入朝作战，25日，志愿军在挫败直趋鸭绿江边的韩国第一、第六师先头部队首战告捷后，随即发起第一次战役。至11月5日，志愿军重创美韩军队，前进至清川江以南地区。**11月25日，志愿军第九、第十三兵团发起第二次战役，先后包围和击溃了美军第一骑兵师第八团和韩军第六、第七、第八师，先锋越过大同江。联合国军迅速溃败，向南后撤，使麦克阿瑟宣布的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许诺化为泡影。

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凌厉的攻势使入朝作战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乱了阵脚，也使美国政府感到非常紧张。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

当被问到是否考虑使用原子弹时，杜鲁门表示，尽管不希望用，但使用原子弹也在美国考虑范围之内。杜鲁门的讲话引起全球震惊。12月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飞赴华盛顿，劝阻美国慎重考虑。英国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的卫星国”，西方联盟的目标应该是“分化俄国人和中国人”。

艾德礼提出，美国可否考虑以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把台湾留在蒋介石控制之下而同时承认北京政府，作为与中共停战谈判的条件但是，杜鲁门表示，如果允许中共进入联合国，美国国内将遭到可怕的分裂；美国也不能把台湾交给中国而使整个远东侧翼暴露无遗，艾奇逊强调，即便撇开蒋介石，台湾也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台湾陷落将会对日本和菲律宾造成严重的危害，而这两个地区是美国军事活动的基地、美国整个太平洋的地位都建立在其基础上。

华盛顿方面告诉英国人，美国将让实力说话，停火虽然在军事上有利，但停火安排不得附带危害联合国部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得以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诸如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等。

总体上，随着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变得既简单又复杂了。就简单性而言，随着中美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失去了任何回旋余地，中美关系更加恶化，美国不再考虑与北京建交以及和解的任何可能，12月15日，杜鲁门宣布美国进入非常状态，接着又宣布冻结中国资产，全面停止对华贸易，对中国实行了全面的贸易禁运。

就复杂性而言，因中国问题而导致的盟国分歧变得更加尖锐。艾德礼调停中美在朝鲜冲突的使命失败，英美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更为明显。同时，由于中国参战，令所谓的远东和太平洋安全问题更为突出，迫使美国不得不进一步考虑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国的安全要求，建立太平洋安全防御体制。

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与这些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也因为美国无法改变立场而变得难以调和在艾德礼访美之际，美国表示要努力加速缔结对日和约，加强日本的自卫能力，更有效地利用日本的生产能力以增强自由世界的力量，并且还要尽快使日本加入国际组织，艾德礼回国之后，英美两国都加速了对日媾和的准备。

为寻求对日政策主动，伦敦成立了工作小组，专门研究和设计英国的对日和约；而美国负责对日媾和的杜勒斯则结束了通报七项原则的第一阶段预备性会谈工作，开始着手解决具体实质性问题，以便为对日媾和的最终实现铺平道路。

对于美国来说，接下来第二阶段的工作重点在于与盟国就对日和约草案达成妥协，并通过对日媾和来解决争论已久的太平洋安全问题。

3、马歇尔的斡旋

1950年12月8日，杜勒斯写信给艾奇逊，表示由于日前美国“在日本仍有威望”，应趁“朝鲜失败的政治军事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之前，赶紧缔结对日和约，和约谈判越是推迟，日本越有可能拒绝美国的条件。

杜勒斯同时提出，美国应承诺防卫日本本土、琉球和菲律宾，向其提供经济援助，并与其缔结太平洋防御协定，艾奇逊与杜勒斯有同感，为了加速对日媾和，艾奇逊正准备修正NSC60/1关于必须等到朝鲜战争产生有利的军事形势，才能缔结对日和约的规定。

12月11日，艾奇逊致信刚刚成为新一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希望与军方讨论四个问题，即：

（1）无须等到朝鲜战争出现有利解决形势之后再缔结对日和约；（2）以在日本建立一支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并承担起作为沿岸岛链重要一环的防卫职能为条件，讨论对日媾和；（3）考虑让日本保留对疏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主权，但在日美双边条约中设置有关冲绳地位的特别条款；（4）讨论关于组建太平洋协定的可能性。

但是，五角大楼却以朝鲜战争导致远东安全局势紧张为由，准备再度将对日媾和的问题搁置。12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题为“美国对日政策”的备忘录，指出：由于朝鲜战场的失败，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地位，也使美国在对日和约谈判中的地位变得虚弱，现在开始谈判，美国可能会不得不向日本做出许多军事和其他方面的让步；如果迅速缔约，日本则有可能会剥夺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把日本作为主要军事基地使用的权利，同时，目前日本自身的安全部队也还没有准备好，既不能抗击苏联进攻，也不能对付国内共产党活动的升级。

故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美国此时对日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重新武装日本，使日本有自我防卫能力，在这一目标未达之前，应避免谈缔约问题。

为与军方达成谅解，1951年1月3日，国务院以杜勒斯、腊斯克、阿里森三人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进行了会谈。

军政双方在上述国务院所提的后三个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但是，对于第一个问题，参谋长们仍然坚持，必须等待朝鲜战场出现有利的军事局面才能进行媾和。由于马歇尔在1950年9月取代约翰逊成为国防部长，国务院与国防部关系的协调变得相对容易，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认可了国务院有关推进和约交涉的决定。

1951年1月10日，杜鲁门任命杜勒斯为总统特使，与盟国谈判对日和约。

此外，根据国务院和国防部两部联合建议，杜鲁门还授权杜勒斯同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可能包括印尼谈判相互安全协定。对杜勒斯的授权表明，对日和约和安全协定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日本与自由世界国家一致，并确保它在抵制共产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扩张中全面发挥其作用”。

1月23日，杜勒斯从华盛顿出发，开始了他以对日和约和太平洋安全问题讨论为核心的远东太平洋各国之行。首站是日本。

4、日本人的态度

**按照杜勒斯的设想，此番东京之行的目的很明确，主要是要与日本首相吉田茂就对日和约以及日本获取主权所需付出的“代价”——提供美军驻日基地和重新武装达成共识。这两个问题杜勒斯在1950年6月第一次访问东京时便同吉田讨论过，当时吉田虽然暗示过可以在美军驻日基地问题上作出令美国方面满意的安排，但却不愿明确承诺重新武装日本。**朝鲜战争爆发后，通过建立和武装国民警察预备队(NPR)，重新武装的问题得到暂时妥协性的解决，到东京之前，杜勒斯原本以为日本政府会因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而对安全威胁有所觉醒，转而支持重新武装；但一到东京他就发现，同吉田谈这个问题仍然是同样的艰难。

对这两个问题，吉田的考虑很现实，在其担任币原内阁外交大臣时，吉田便在外务省内就日本未来的战略选择进行过全面研究，基于自身传统的均势观念、对日英同盟的理想化印象以及对公众心理动向和社会舆论的把握，吉田实际上很早就把与美国订立双边军事协定当成是日本最现实的选择。

早在1949年4月，吉田便公开对社会党所倡议的使日本永久中立化的前景表示了怀疑，并明确表示，要么日本应与美国签订双边军事协定，让美国的军事基地保留在日本主权范围内；要么便是占领状态无限期延长，根本不能获得主权。

1949年底，日本国内就对日媾和问题展开了活跃讨论，社会党提出了和平、中立与全面媾和的主张。1950年1月，吉田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又表示，尽管日本期待全面媾和，但从安全保障等各方面的考虑出发，同英美单独媾和，才是尽快恢复日本主权最现实的选择。

正因为这样的考虑，吉田才在1950年4月采取了行动，利用大藏大臣池田勇人赴美进行经济谈判之机向美国表示，如果美国不方便，可以由日本提出要求美军在和约后继续驻留日本。让池田代达这样的口信实际意味着吉田政府决心放弃全面媾和与中立化主张，追随美国的单独媾和政策；而其目的，是想结束美国政府内部有关媾和的分歧，尽早媾和，尽快恢复日本主权与独立。

但是，对于重新武装问题，吉田一直相当谨慎。至少从公开记录看来，直到美国把问题明确提出，吉田一直表现出不愿考虑的姿态。这其中的关键，是因为日本宪法第九条有关于“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力”的规定。不过，与其说吉田是从彻底的和平主义来看待宪法第九条非武装规定的，还不如说他只是从现实政治出发来考虑，因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在1950年之前和1950年之后，吉田对这个问题的姿态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

在1950年之前吉田的基本立场是，宪法第九条排除了日本所有的武装，即便是为了自卫。

换言之，当时吉田认为，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法律上的自卫权，就为挑起战争提供了理论根据。

直到1949年11月8日的议会施政演说中，吉田还表示，“我的信念是，只有非武装才是我们人民安全和幸福的保证，才会为我们赢得世界信任，才会使我们作为一个和平的民族以我们国家的政治形态骄傲地立于世界之林。”

5、日本态度的转变

**但是，从1950年开始，吉田在宪法第九条问题上的公开姿态迅速发生了转变。在1950年1月23日的施政演说中，吉田开始讲“完全放弃战争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卫权”。**此后，吉田便对“自卫权”进行了各种不同的阐述，诸如“国家拥有天然的自卫权，但不包括武装部队”，“就日本而言，自卫权是指不恢复武装部队的自卫权”，“我所谓的没有武装部队的自卫权并不是指仅雇佣两把剑”等等。

但同时，他又说，“如果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坚持着以军备保卫我们自己，或是以武装部队保卫我们自己以防止战争的观念”，“那么我们自己将妨碍日本的安全”。

从时间关联上，这些表述的变化，与他准备接受美国单独媾和的考虑是一致的。而显然在前一个时期，针对日本已经彻底非武装的状态，以及国际社会对于日本重振军备，发动复仇战争的疑虑，当时吉田政府所考虑的，是日本应该明确向世界表示自身放弃自卫权和放弃所有战争的意图，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的问题。

对日本而言，重新武装的问题本身又是相当微妙的。作为一个深悉权力政治规则的政治家、外交家，吉田很清楚武装部队对于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的重要。

尽管从1949年下半年起，社会党和国内左派的知识分子们掀起全面媾和运动，打出了和平、中立、非武装的旗号，而许多日本人也因对大轰炸、原子弹等战争恐怖记忆犹新而倾向于和平中立，但是，吉田明白，在和约中不限制日本重新武装，对日本保持国家主权的完整以及未来的发展本身极为有利。

实际上，战争结束刚刚五年，由于战争的痛苦记忆、和平宪法的约束、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等原因，日本自身决不可能提出重新武装的要求，当时许多日本人所主张的非武装中立，并期待以联合国机制来保障日本安全，只是日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而且在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下，联合国作为国际安全保障机制的有效性是受到普遍怀疑的，作为保守的熟谙权力政治的外交家，吉田的心里很清楚，联合国究竟能不能保证日本的安全，终究是未知数。

当然，另一方面，吉田也清楚日本在美国军事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他明白美国出于反共的需要，要确保日本的安全，也看到朝鲜战争既给了美国人以实现重新武装日本计划的机会，也同样增强了日本在美国军事计划中分量，增加了日本在谈判中可以讨价还价的砝码。

安全便车美国人肯定是会给日本人提供的，关键是日本怎么去搭c乘，因此，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吉田想反对重新武装，不如说他想把重新武装控制在日本方面认为最适宜的节奏和规模之内，在关键的时候，日本的和平宪法以及日本国内在和平宪法下反对重新武装的舆论导向，都可以成为日本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有利工具。

美国的七项原则公布后，日本政府很快表态拥护，并开始为媾和做准备。在1951年1月底与杜勒斯进行交涉之前，日本方面共完成A、B、C、D四套准备作业。其中A作业是外务省条约局在1950年9、10月间就准备好了的，吉田过目之后，批示其“缺乏决策性的考察”，“甚憾缺乏作为经世家的经纶”，“要花功夫进行经世家式研究”等，之后，条约局根据吉田指示对此作业做了进一步修改，成为题名为“杜勒斯氏访日相关件”的D作业，并于1951年1月定稿为与杜勒斯交涉的基本方针。

其中就重新武装问题，D作业表示，“如果当面征求再军备问题的意见，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是日本所不希望的。”

换言之，日本政府准备就以此作为对日媾和日美交涉的一个基本立场，B、C两个作业是目黑首相官邸的两个专家小组的工作成果，都是针对安全问题。B作业是以媾和涉及的广义的安全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于1950年10月11日完成的。B作业被命名为“关于安全保障的日美条约案”，B作业确定，日美安全协定以联合国决议为基础来设计，基本构想是以美军在日驻留、非武装化并由联合国保障日本的安全。

但是，根据吉田提议，考虑到美方在交涉时会提出重新武装的问题，专家小组又准备以C作业作为后备替代方案，C作业名为“强化北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全之提案”，于1950年12月27日完成，其基本设计理念是避开美国重新武装日本问题的锋锐，以提倡在包含了日本和朝鲜在内的远东-西太平洋地区的非武装化和军备限制替代之。

对吉田而言，追随美国媾和所要付出的重要代价有二：

其一，提供美军基地，这是对国家政治主权的侵害；其二，牺牲中日贸易，这将对日本的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为了与美国保持一致，日本在1950年12月中旬美国宣布对华贸易禁运时，也停止了对华贸易出口。

吉田希望在中日贸易的问题上同美国商量，尽量不要因为追随美国媾和而失去在这个问题上的回旋余地。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