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共饮”责任，司法判决正在重塑酒桌文化

文 | 沈彬

又是一起“共饮案”。2024年1月，金先生与四名同事相约去某烧烤店聚餐。深夜散场前，一名同事见金先生身着单薄西装，便将一件薄棉夹克交给他让其穿上。随后，金先生自行打网约车回家，但金先生居然冻死在家附近，法医鉴定死因为急性酒精中毒引起的冻伤。

之后，家属起诉共同饮酒的几名同事。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难以认定四被告有强迫饮酒、劝酒等不当行为；金先生离开餐厅时未表现出明显的异常状态，且其中一名被告还向他提供了一件外套，四被告已经尽到相应的照顾、帮助义务，之后发生的不幸非四被告所能预料。法院驳回了家属所有的诉讼请求。

“共饮人”的民事法律责任案件的争议比较大。有的是酒桌劝酒、灌酒积弊严重，不醉不休，结果是不管不顾；有的是家属过度维权，让共饮者战战兢兢，甚至有人共同聚餐之前还要拍视频、录证据。

今年5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下子公布了“共同饮酒侵权纠纷”8个典型案例，从不同维度以案说法，厘清共饮关系中复杂的法律责任。比如，在一起“共同饮酒后鱼塘垂钓溺亡案”中，法院认为，“成年人聚餐饮酒为正常人际交往活动，系增进感情、维护友好关系的情谊行为，不宜对共同饮酒人严苛要求”，但是，聚餐的组织者也是鱼塘的经营者配偶，负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最终，组织者和鱼塘经营者被要求承担共30%的责任。

在另一起饭局组织者因饮酒过度、心源性猝死案中，因为共同饮酒人没有劝酒行为，在事后救助也已尽到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所以，法院认为共饮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我们注意到，目前司法政策对于共饮人法律责任的厘定更加精准，围绕着“合理注意的义务”，落实于《民法典》的“过错原则”——共饮人有过错要担责，无过错不担责，而不是将共饮人的注意、救助义务无限放大，不是用“公平责任”代替“过错责任”。

共饮人的注意义务应当包括：不过度劝酒、及时制止过量饮酒、在醉酒者出现危险迹象时采取必要救助措施等，但这些义务必须以“合理人标准”衡量，避免将所有意外风险都转嫁给私人关系网络。一般来说，共饮人不是监护人，不是经营者，没有在共饮活动中营利，其注意义务、保障标准不宜要求过高。

另一方面，饮酒人作为成年人，要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任：能喝多少酒？喝酒后能不能回家？是打车还是乘坐公交工具？自己要心里有数，不要把责任转嫁给他人。

近段时期以来，多地法院都公布了共同饮酒人的相关典型案例，是希望以案说法、以案讲情，营造健康文明的酒桌文化。连云港中院就提出：“控制饮酒数量，让酒成为生活的点缀，坚决杜绝豪饮、不醉不欢的习惯”，“反对不文明饮酒行为，比如强行劝酒、罚酒、灌酒，以喝酒多少论英雄、论感情，或要求身体状况不宜饮酒的人饮酒等”。

发生了这么多起“酒桌官司”，各地法院也公布了不少的典型案例、裁判要旨。我们看到，一个个司法个案的定分止争，正对芜菁并存的中国饮酒文化实施司法改造、“现代性改造”：让饮酒回归于个人意愿，而不是酒桌上的“尊卑上下”；让饮酒回归生命健康权利，而不是胁迫、放纵；让饮酒回归“自由与责任”，而不是将责任转嫁他人。

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司法判决正在改造中国的酒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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